至正十一年夏天，淮右一带闷热异常。长江支流上，水面像煮开了一样翻着白沫，小船靠岸时，一身汗泥的壮汉跳下船来，一脚深一脚浅地踏在烂泥里，抬头望着远处营寨里高高飘扬的红旗，闷声道了一句：“这回，该有个去处了吧？”这人叫丁普朗，还不知道，自己接下来的人生，会在刀光血影中，走成一段被后人惊叹的传奇。
要说这段传奇，就绕不开元末那场大乱。朝廷腐败，征敛苛酷，灾荒一起，底层百姓几乎活不下去。很多乡民一开始只想保命，谁能想到，一把农具握多了，终究要换成一杆长枪。丁普朗走的，就是这一条路。
一、乱世起身：从徐寿辉军到“四大金刚”
元顺帝至正十一年，也就是公元一三五一年，湖北、安徽交界的地方爆出一声闷雷：徐寿辉在蕲州、黄梅一带举起义旗，自称“天完”，口号喊得简单直白：减赋税、救饥民。这话在当时，等于给穷人递了一根救命稻草。
丁普朗出身寒微，按后来的记载，是乡间粗豪汉子一枚，看家看地干苦活没问题，日子却一年不如一年。面对元廷的压榨，他其实没多少选择。打短工已经养不了一家老小，听说徐寿辉军“打官家，分粮食”，这种话，对那时候的饿肚子的人来说，比什么大道理都管用。
有意思的是，丁普朗刚投到徐寿辉麾下，并不是马上就当什么大将的。早年的他，只在军中做一个冲锋在前的壮士。可战事一打起来，他的本事就显出来了。攻汉阳，战兴国，他总是敢打头阵。敌军箭如雨下，别人下意识低头，他反而提刀往前蹿。久而久之，营里都知道有个“丁大个”，黑脸阔肩，冲阵从不回头。
徐寿辉阵营里，后来名满天下的、赵普胜、邹普胜等人，被后人称作“四大金刚”。丁普朗和他们在同一个战圈打拼，生死关头一起扛，情分自然不一般。有人曾回忆说，他们在军中商量战事时，丁普朗话不多，却一开口就往前顶：“上阵就上阵，别磨叽。”这股直来直去的劲，倒让众人心里踏实。
在徐寿辉的势力扩张过程中，汉阳、龙兴（今江西南昌附近）等地的争夺战一次接一次，局势看上去很有起色。那些年，丁普朗跟着打，跟着杀，用一身蛮劲和不要命的冲锋，在队伍里一点点站稳脚跟。对他来说，这支义军不仅是饭碗，更像是他认准的一条路：推翻旧秩序，另谋出路。
然而，乱世的残酷，就在于人心难测。义旗举得越高，内部的暗流就越多。
至正二十年左右，徐寿辉势力已然坐大，他的部将掌握了军政大权。表面上恭敬，实则心思早已不在“拥戴”两个字上。公元一三六○年前后，陈友谅终于动手，设计弑主，把曾经的旧主徐寿辉杀于江州，另立新号，公开与天下诸势力争雄。
这个转折，对很多旧部都是一次撕裂。丁普朗听到消息，据说一句话都没说，握着刀鞘的手却青筋暴起。他和傅友德等人一合计，心里有了定夺。有人劝他们顺势归附陈友谅，毕竟后者兵力强盛，且已占据长江中游的枢纽地带。可对这几个打过许多硬仗的老兵来说，“背主”二字，比敌阵刀锋还扎眼。
“跟那样的人混，不踏实。”傅友德叹了一声，这话说给丁普朗，也像是说给自己听。丁普朗只回了三个字：“那就走。”
说走真就走了。他们带着一批不肯投陈友谅的旧部，悄然撤出，开始寻求新的依托。元末群雄并起，这一步若走错，很可能全军尽覆。但在他们眼里，这算不上“选项”，而是必须做的事。对他们而言，人的命可以不要，气节不能折。
二、投：识人之明与破格重用
一三六一年前后，江南战局已现出几位最有可能问鼎的强力竞争者：陈友谅在中游，张士诚盘踞江浙水乡，朱元璋则在安徽、江苏一带稳扎稳打。丁普朗与傅友德等人权衡再三，决定拜见朱元璋。
朱元璋这一边，当时已经是反元势力中的头号人物之一。出身贫寒这件事，在很多人眼里也许是阴影，对朱元璋却是底气。他看待草莽英雄和投奔来的旧将，有自己的一套标准：打得狠是一方面，更要看是不是能“同甘共苦”，会不会朝三暮四。
关于丁普朗见朱元璋当日，史书没有留下多少细节，但从后来的任用力度看，这次会面肯定颇为投缘。朱元璋对于从陈友谅阵营出来的将领，并非一概不信，他要看的是两件事：为何离开，遇事怎么站队。丁普朗弃陈投朱，明显出于对前主被害的愤懑和对陈友谅不齿，这一点，倒是正好符合朱元璋重视“义理”的那一套。
丁普朗原本只是诸多义军悍将中的一员，在朱元璋处却迎来人生的跃升。朱元璋很快破格任命他为枢密院同知，这是掌管军机的高位，按一般规矩，是要一步步熬资历的。一个从乱军中杀出来的武将，能直接坐到这个位置，说明主帅对他极为看重。
在朱元璋的队伍中，不乏从敌营投来的名将：比如从元军出来的，从张士诚处归降的部分将领，但能获得如此迅速、如此高的信任的，丁普朗并不多见。这一方面，是朱元璋识人的眼光；另一方面，也是丁普朗在此前几年战斗中积累的口碑在起作用。
从那一刻起，他不再只是一个横冲直撞的猛将，而成为朱元璋决策体系中的重要一环。行军打仗，既要敢打，也要会打。丁普朗在徐寿辉军中历经大小战役，既练出了胆色，也累出了经验。朱元璋把他放在枢密院这种位置上，对他的判断力和可靠性显然有足够把握。
很快，机会来了。与陈友谅的决战，摆在眼前。恩怨、新旧账，全部要在一场大战里算清。
三、鄱阳湖血战：无头身躯的最后冲锋
公元一三六三年，鄱阳湖地区水网交错，江面上战船如林。朱元璋与陈友谅的决战，就选在这里。后人称之为“鄱阳湖之战”，这场大战持续数月，是元末群雄纷争中规模最大、影响最深的一场水战。
朱元璋一方的谋划极为谨慎，既有水战布置，也有火攻安排。而丁普朗，正是在这场战役中，把自己的名字刻进历史。
鄱阳湖水面开阔，陈友谅依仗大舰高楼船，占据了视觉和火力优势。面对这样的敌舰集群，硬碰硬冲上去，稍不留神就会满盘皆输。但朱元璋还是需要一支敢于“贴身肉搏”的部队，为火攻创造机会，打乱对方阵脚。丁普朗所在的大队，就是这个角色。
开战那天，湖面风急浪高，密集的战船在水面上挤得几乎转不过身。丁普朗麾下战船并不算大，他亲自站在船头，身披甲胄，手持长刀。有人劝他稍后站，免得敌军弓弩先招呼头脸，他却只丢下一句：“抬头，敌人就少打半箭。”这句话粗，却有几分道理：主将一缩，士气就塌一截。
朱元璋军采用火攻并配合强弩压制的策略，小船贴近、大船放火。丁普朗率队冲锋，硬生生在弓矢如雨、火器爆响之中，靠近了陈友谅舰队外围。双方士兵在摇晃的船板上纠缠，长钩、短刀、长枪交错，跌入水中的人连喊叫都来不及。
丁普朗身在第一线，目标极大，几轮交锋下来，身上已中多处伤，当时的记录说是“百余矢贯体”当然有夸张成分，但十数处创口应该不止。他却不肯退，只让士兵把断裂的箭杆折短，以免妨碍动作，自己仍然举刀砍杀。
战到最激烈时，敌军一名悍勇之士从侧翼扑来，长刀直奔他的颈项。船身颠簸，人影乱成一团，丁普朗正在挥刀盾击，不曾全力防御。就在瞬间，一刀劈下，血光飞溅。按后来的记载，这一刀直接砍断了他的颈骨，头颅几乎脱离躯体。
按常理说，人至此必然立刻倒下，毫无动作。可当时许多士兵却惊骇地看到：丁普朗的身体并未即刻仆倒，反而惯性一样，甚至似乎还在挥刀向前，“首堕而身战不休”这句记载，就是这样流传下来的。有人目睹后吓得面无人色，连退数步。
这种描述，从现代医学角度看，多半与战斗的惯性动作和目击者的震惊心理有关。毕竟战场上烟火迷离、血水横飞，人很可能在极度紧绷状态下产生夸大记忆。但无论怎样，这一幕足以在当时造成极大的心理冲击。敌我双方的士兵都在传播这件事，“无头之身犹战”很快成了军中口耳相传的惊语。
可以肯定的是，丁普朗在这次战斗中，从开战到阵亡，时间极长。据记载，他连续鏖战四个时辰左右，身负重伤仍不退后，这点才是事实层面的关键。所谓“头断而身不倒”，更多像是后人对于他拼死一战的极端形象化回忆，是一种对极致勇武的极端表达。
试想一下，鄱阳湖水战这种场面，普通士兵要是见到主将被砍下头来，还仿佛在挥刀，他们的心理会受到怎样的震撼？哪怕其中掺杂了夸张成分，这种叙述本身，就足以说明丁普朗在当时军心中占据的分量。
这场战役中，陈友谅手下张定边、陈友仁、陈友贵等悍将全部出动，双方伤亡极为惨重。鄱阳湖战事持续到一三六三年八月，陈友谅最终中箭身亡，战局由此逆转。朱元璋在这场水战中赢得了“和中原话事”的入场券，而丁普朗则把自己的性命，完整地铺在了这个关键节点上。
战后，有人回忆起他最后的光景，很难不唏嘘。但丁普朗自己若在，恐怕也不会多想。他从投身义军那一刻起，就把生死看得很淡。对他来说，最重要的，是不负所投、不负所信。
四、身后荣名：从“康山忠臣庙”到史家诗句
鄱阳湖一役之后，朱元璋成为中原局势中最有希望统一天下的力量。对战死沙场的旧将，他的态度并不吝啬。康郎山一带，立起了“康山忠臣庙”，专门祭祀在这场战斗中殉国的将士，丁普朗位列其间，地位凸显。
后来朱元璋建立明朝，年号洪武。洪武初年，对立国有大功者进行系统封赏时，丁普朗被追封为济阳郡公。追封这一套，不只是名义上的抬举，更是对其功绩的盖章认可。从一介农家子弟，到被封郡公，这条路虽然短暂，却足够凝练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明初文臣中，学问和文笔都极高的宋濂，在参与修撰《明太祖实录》以及相关史书时，对丁普朗有一联语评价流传甚广：“立国英雄汗马多，至今惟把丁公数。”这话在当时，绝不是轻易能写出来的。宋濂身为开国文臣之一，最清楚太祖身边有哪些战功赫赫的悍将，却偏偏用如此句式提丁普朗，多少说明了丁普朗在他们心中的特殊位置。
从严格的功勋排序来说，丁普朗未必能与常遇春、徐达等一线统帅并列，他的资历与掌军规模也稍逊。但他以一场战役中的极致牺牲，把“忠勇”二字烙在了明朝初年的记忆里。宋濂那句诗，是对这种“用命相搏”的极高肯定。
丁普朗的故事在民间流传开来之后，“无头将军”的说法逐渐固定下来。地方上修庙立碑，祭祀他的不仅是官府，也有自发的乡民。对这些普通人来说，他身上的意义，其实很朴素：出身不高，却敢替天下人拼命；出自乱军，最终却站在了“正义一边”。
明初的军队构成，农民出身占了绝大多数。从这个角度看，丁普朗又像是数十万草莽军人中，被放大的一种典型——没什么华丽出身，不会说漂亮话，会的只是冲在前面、打到最后。这类形象，往往最容易让后来人记住。
回顾他的短暂一生，有几条脉络尤其清晰。出身卑微而不自轻，身处乱世而能择义，遇到恩怨决绝不拖泥带水，到了生死关头又真正做到“杀身成仁”。这样的人，放在任何时代，都不算多。很多人能做到其中一两条，要集于一身，就不容易了。
还有一点，容易被忽视：丁普朗并不是“只会拼命”的莽夫。朱元璋把他放在枢密院同知的位置，是看重他的谋断和可靠，而不单是腕力。他早年跟着徐寿辉辗转各地，眼见不同势力兴衰起落，对乱世里的权术、背叛绝不陌生。正因为看得透，他才在徐寿辉遇害后选择离开陈友谅，而不是去混口“荣华”。这一点，比单纯敢冲阵，更加难得。
从一三五一年义旗初起，到一三六三年鄱阳湖殒命，丁普朗在乱世中驰骋不过十多年。十多年放在普通人生里，转眼即逝；放在那种以年计的动荡洪流里，却已经足够写满一个人的全部价值。他没有看到大明立国的一天，却实打实在“立国”的那块基石上，压上了自己的名字。
如果把工整的史书放一边，只看那句“首堕而身战不休”，不难理解为何后人会对这个人念念不忘。语言本身或许经过了润色和夸张，但背后的事实却很简单：在鄱阳湖那一场你死我活的搏杀中，有这么一位从田间走出的汉子，把自身全部压上，没有退路，也不需要退路。
这样的故事，在明初众多武将中，确实难得一见。也正因为难得，那些祭祀他的庙宇，那些写在碑上的文字，才一再强调他的“忠”“勇”，强调那具“断首而战”的身躯。历史终究只记得少数人的名字，而丁普朗，凭着短短一生的血性与担当，挤进了这少数之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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